来源：滨州日报/滨州网
2019-07-15 11:05:07
【编者按：7月7日起，滨州网推出《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滨州成长的足迹》大型专题报道，将持续到国庆节。敬请收看！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更是推动“富强滨州”建设的奋斗之年，滨州发展将掀开新的一页。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在此，引用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佘春明“六问”之“梦想之问”——在滨州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梦幻之旅”的成功实践。在苦海沿边的烂泥滩上建设滨州港曾是一个梦，几十年干下来，梦想变成了现实；把一个个大土坑、一片片低洼地变成“四环五海”，十几年干下来，梦想变成了现实；曾经是光秃秃、白花花的盐碱地，十几年的“林水会战”干下来，变成了林河湖草生态系统完善的园林城市，梦想变成了现实······
让我们一起深刻回顾1949年以来，在滨州这片热土上曾经的奋斗足迹，也期望无数前辈的奋斗成为我们前行的强劲动力。】
年度大事
利津五庄决口堵复时情形。
1.1月29日， 黄河凌汛告急，经破冰无效，利津县五庄黄河大堤溃决，冰水淹及利津、沾化、滨县360个村，受灾17.7万人，被淹土地88万亩，倒塌房屋5355间，死亡80人。在防凌抗洪期间，中共惠民地委、惠民专署先后抽调400余名干部和医务人员，配备100多只木船， 抢救和安置受灾群众，领导群众防守黄河两岸堤防险工，防止灾情扩大；山东省人民委员会拨款60亿元(旧人民币)，粮食1000余万斤，救济灾民，并派出大批干部和医务人员赶赴灾区安排群众生活； 2月中旬，国家内务部部长谢觉哉由山东省副省长刘民生和中共惠民地委书记李峰陪同到灾区视察慰问。 3月13日堵合决口。
光荣参军。（资料片）
2.2月，全区宣传贯彻兵役法，开始实行义务兵役制。
3.月1日，全区开始使用新人民币，并按新币1元等于旧币1万元的比价兑收旧币。
2月16日至4月4日，滨县人民发起反对使用原子武器签名运动。
4.3月16日，全区开展反对使用原子武器签名运动，到4月5日，在《告世界人民书》上签名的有301.79万人，占当时15个县总人口数的81.8%。
5.4月10日，博兴等县动员1200名青壮年农民赴苏联参加建设，时间三年。
6.6月，全区发生大面积蝗虫灾害，专署成立治蝗指挥部，组织力量，很快扑灭。
7.8月， 全区贯彻国务院颁布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全部实行工资制和改行货币工资制的命令》，一律改行工资制。
8.8月18日，中共惠民地委认真贯彻上级指示，全区掀起农业合作化高潮。到年底，全区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1.45万处， 入社农户达66.26%，基本实现了初级农业合作化。还试办了一小批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9.10月，黄河第一艘客轮“鲁生号”首航洛口～北镇区间，载货45吨，客位142个。
10.12月8日至16日， 中共山东省委召开全省私营工商业改造会议，要求在两年内分期分批将全省资本主义工商业中的一切重要行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翌年，全区实现手工业生产合作化，建立合作社(组)348个，社(组)员1.29万人，占总人数的95.2%。
11.各县先后实行粮食定产、定购、定销的“三定”政策，并开始对非农业人员实行分等定量供应粮油的办法。
时代印记
掀起农业合作化高潮
1951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正式发给各级党组织试行实施。惠民专区广大农民在各级党组织的带领下，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建立了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互助组织。到1952年底，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农业互助合作组织已初具规模。各种类型的互助组达到56694个，其中常年固定组占20. 5％，常年变工组占26％，临时性的组占52.2％，其他类型占1.3％；具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39处，入组入社农户达291525户，占全区农户总数的42.7％。
落实中央《关于合作化问题的决议》，1955年冬掀起农业合作化高潮
1953年12月，中央正式通过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确认了从具有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组，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合作社，再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的农业合作化发展道路。1954年初，《决议》的传达贯彻，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教育同时展开，全国农村迅速掀起了一个大办农业社的热潮。
在全国大办农业社的热潮中，惠民专区各级党组织，切实贯彻以农业合作社带动互助组、以互助组带动单干农民的组织路线，依靠互助合作组织，狠抓增产环节，确保农业丰收，使组织起来的优越性得到充分体现。据1954年9月统计，全区初级农业合作社发展到1868处。至年底，全区农业生产合作社处于巩固状态的有1889处，组织起来的农户已达总户数的60.57％。其他诸如供销、信贷、手工业等方面的互助合作组织也有了一定的发展。在群众自愿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优化资源配置和对农民进行集体主义教育等方面，的确有着个体经营和互助组不可比拟的优越性。
1955年7月31日，中共中央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集中论述了加快农业合作化的紧迫性。10月，在中共中央七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
中共惠民地委于10月29日召开常委扩大工作会议，对农业合作化运动作了动员。为把党的《决议》彻底贯彻到基层，12月6日至14日，地委召开1932人参加的县、区、乡党委（支部）书记大会，总结交流了整社经验，制定了生产规划，对合作化运动作出重新部署。要求全区今冬明春把生产合作社发展到计划总数的80%。期间，还研究了怎样将初级社转为高级社，小社合并中的各项具体政策问题以及对高级社的经营管理方法等问题，对“一包到底”的管理经验进行了肯定和推行。在“全党办社”、批判“右倾思想”的形势下，全区农业合作运动迅猛发展。截止1955年底，全区各种类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由1954年底的1889处，猛增到14525处。其中高级农业合作社9处，参加农业社的户数约占农户总数的66%。
1956年，是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第一个高潮。惠民专区就是在第一个高潮中基本实现了农业生产合作化。当时，在全国上下大批“右倾机会主义”，谁不跑步前进，谁就是“小脚女人”的气氛中，全区的合作社发展速度与日俱增。1956年1月，参加农业合作社的农户发展到全区农户总数的75%。另外，第一批滨县、惠民、利津等县的水上运输合作社相继成立。
到1956年底，惠民专区基本实现农业生产合作化，大规模农业社会主义改革基本完成
鉴于高级社数量仍然有限的实际，惠民地委向山东省委报告试办大型农业合作社的设想方案。计划1956年春全面完成半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化，高级社规模为150—200户，加入高级社的户数一般掌握在农户总数的20%左右。同时，还把惠民专区的第一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广饶县油郭村五星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先进经验，向省委进行了推荐。
五星农业社建立于1951年冬，当时有20户社员，在既无大车又无耕牛的条件下，全体社员团结一心，垦荒创业，1955年底发展成为拥有320户社员、2000余亩土地、5处油坊、1处粉坊，轧花、木工、砖窑等副业俱全，社员生活普遍改善的高级农业社。1956年1月22日，省《大众日报》对其办社经验进行了推广，在全省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在此带动下，全区超高速发展高级社的浪潮迅速掀起。各县按照新的发展计划，学习广饶办社经验，将临近小社合并，纷纷成立起“土地、农具、耕畜以及经营用的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化”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截止1956年4月，不到半年时间，入社农户达全区总户数的比例一跃为91%，其中加入高级社的农户占76%。在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急剧发展中，不免存在着初级社急速合并、成批升级高级社，互助组、甚至单干农民直接进入高级社的冒进行为和社员入股的土地报酬、生产资料折价偿付等许多问题。
1956年11月，地委对全区农业合作社工作作出总结，指出，一年来，全区基本上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农业生产和合作社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70％以上的社增了产，80％以上的社员增加了收入。在合作社管理日趋完善的发展过程中，1956年12月，惠民专区对鳏寡孤独社员实行了保吃、保穿、保烧（燃料）、保教、保葬的“五保”制度，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充分体现。至此，惠民专区基本实现农业生产合作化，大规模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撰稿:张文 闫少青 顾超峰
往事钩沉（一）
黄河上第一艘客轮“鲁生号”：“折射”黄河航运兴衰
据《滨州地区志》记载：1955年10月，黄河上第一艘客轮“鲁生号”首航泺口至北镇区间，载货45吨，客位142个。这也是与滨州相关的第一艘机动客轮的所有记录。也正是这样一艘小小的客轮，勾起了人们对滨州黄河航运的点点记忆。
“鲁生号”连通泺口、北镇两地水上客运之路
1954年，黄河道旭渡口的土码头改建为长达240米的石码头，随后又将木渡船改换为火轮船。当时，这里每天有两条火轮昼夜不停地对开，日均渡运车辆达340多辆次。1955年10月，在道旭渡口斜对岸的黄河北镇港，往返于北镇和济南泺口之间的黄河上第一艘客轮“鲁生”号正式开航。
有文章记载，“鲁生号”客轮上客、下客主要集中在泺口和北镇两处港口。在泺口与北镇两港之间，沿线设有“船点”，供乘客上下船只。这里说的“船点”,其实就是一个便于“鲁生号”停靠的深水坝头。坝头的近旁搭设草棚，算是“候船室”。
据当年乘坐过“鲁生号”客轮的沿岸群众回忆，从北镇乘船去泺口，客轮逆水上行,要避开大流，拣水流相对平缓又不致搁浅的地方走。一位师傅坐在船头，撑着标有尺度的长杆，不时地往水下探着，一边探一边用行话向舵手报告水深。行经泺口黄河铁路大桥，火车过桥，客轮穿洞，上下汽笛齐鸣。穿过桥洞，就是人车熙攘的泺口码头。泺口码头有售票处，也有候船室，候船室沿河而建。乘客检票后，出候船室的东门，沿阶梯而下，就是所要乘坐的“鲁生号”客轮。
泺口港、北镇港都曾是黄河沿岸重要的水旱码头
据了解，北镇港位于滨州市东南五里庄，即现在的滨州黄河公路大桥东侧黄河北岸，是黄河沿岸货运港口之一。早在大清河通航时期就有船舶往来，为旧蒲台物资集散地。黄河改道夺大清河后，成为黄河下游水旱码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不断改建扩建。1956年迁至黄河边的五里庄。原为土码头，1962年建石码头，水深3米，码头长450米，前沿水深1.1米，有舶位五个，500吨级货轮可同靠三艘。仓库面积500平方米，货场4.45万平方米。
而“鲁生号”所经航线另一端的泺口港位于济南北郊泺口镇黄河南岸，津浦铁路泺口桥东西两侧，下游11公里设有傅家庄装卸点，是山东境内黄河沿岸的主要港口。早在宋代，泺口已是著名的水旱码头。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黄台板桥至泺口上关运盐铁路支线建成（后被日本侵略军拆毁），该港成为沟通小清河和黄河的枢纽港。新中国建立后，1952年设泺口航务管理站，1957年改称泺口港。
在历史上，泺口既是依大清河和小清河发展起来的古老而繁盛的港埠码头，又是济南北郊的商业重镇，它的发达时期，甚至远在济南城区之前。泺口港所在之处正是泺水汇入大清河的地方。《济南简史》记载：“在明朝，由于大清河和小清河的水运，济南城北的泺口镇，是水陆码头，以盐业为主而形成了商业兴旺的市镇……济南北郊泺口镇，是著名的水陆码头，为黄河上最大的渡口，也是连接省会和鲁北平原的咽喉要道，是沿海到内地的重要水上运输线，为商品流转的集散地。”足见当时泺口港的繁荣与兴盛，以及与滨州的历史渊源。
公路发展，河床增高，黄河航运终成绝唱
1855年前，途径晋、冀、京、津四地的大清河俗称“盐河”，河口一带盐场所产之盐都由水路运销往山东、河南、江苏、安徽等百十州县。1855年，黄河改道，夺大清河经泺口、利津入海。因为黄河改道，泺口变成了山东境内黄河上最大的一个渡口，成为济南通往鲁北和京津地区的主要渡口，也成为上下航运最重要的中转枢纽，北镇与泺口之间黄河水运相当繁盛。据《北镇志》记载，1931年由滨县运往济南的货物达到7472吨。1933年至1937年间，当时往来船只有3000多艘，年运量达到40万吨。
1938年，国民党在花园口炸坝，使黄河夺淮河入海，致使山东境内黄河成为干河，大船停驶，小船减少，水运萧条，泺口港与北镇港作为黄河沿岸的两座重要港口，一度都面临着衰落的命运。
1947年，黄河回归故道后，航运衰微，往来货运以石料为主，兼运粮食杂货。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泺口货运仍至梁山、郓城、北镇、利津等地，但港口吞吐规模已大不如前。由黄河航运局经营、往返于泺口北镇之间的客运轮船，也最终因乘客稀少而停航。
1978年后，由于公路事业的发展，水运客源、货源逐渐减少，加上河床增高、码头变化等原因，来往于泺口、北镇两地的黄河航运更是举步维艰。直至上世纪80年代，两地的水路航运基本停止。公路的通畅、浮桥的兴建使得黄河内河航运渐趋荒废，泺口港和北镇港也因此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曾经汽笛长鸣的“鲁生号”也成为黄河之上永远的“绝唱”，人们再也无法乘坐这艘客轮在黄河水面上漂流来往了……
撰稿：张侃
往事钩沉（二）
谢觉哉跟灾民“要饭吃”
1955年1月29日， 黄河凌汛告急，经破冰无效，利津县五庄黄河大堤溃决，冰水淹及利津、 沾化、滨县360个村，受灾17.7万人，被淹土地88万亩，倒塌房屋5355间，死亡80人。在防凌抗洪期间，中共惠民地委、惠民专署先后抽调400余名干部和医务人员，配备100多只木船， 抢救和安置受灾群众，领导群众防守黄河两岸堤防险工，防止灾情扩大。山东省人民委员会拨款60亿元(旧人民币)，粮食1000余万斤，救济灾民；并派出大批干部和医务人员赶赴灾区安排群众生活。
谢觉哉。
内务部长谢觉哉亲赴滨州视察慰问
当年2月中旬，国家内务部（现在相应的部门为民政部）部长谢觉哉，由山东省副省长刘民生和中共惠民地委书记李峰陪同到灾区视察慰问。
谢觉哉1905年考中晚清秀才。早年曾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1918年至1919年受进步思想影响，积极参加五四运动，1921年加入新民学会，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和大革命失败后的一段时期里，谢觉哉在湖北、上海、湘鄂西苏区，主要从事党的宣传教育工作，先后任《大江报》、《红旗》、《工农日报》主编。1933年4月到中央苏区工作，先后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秘书长、内务部长等职，主持和参加起草中国红色革命政权最早的《劳动法》《土地法》《婚姻条例》等一系列法令和条例。1934年10月参加长征。
红军到达陕北后，谢觉哉担任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内务部长兼秘书长，后又任司法部长兼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七七事变”后赴兰州，任党中央驻兰州办事处代表。同年9月起任陕甘宁边区政府高等法院院长。1939年2月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1941年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1948年8月担任华北人民政府委员，9月任华北人民政府司法部部长。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部长。1959年4月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1965年担任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71年6月15日在北京逝世。
谢觉哉在担任内务部部长期间，经常深入灾区，视察灾情，发现并解决问题。他曾先后两次到山东，三次去河南，还到过河北、湖北、湖南、广西、四川、陕西等受灾地区，指导当地政府开展安置受灾群众等工作。
不让当地干部陪同，徒步了解民情，向老农要饭吃以了解真实困难情况
据《人民公仆 党员楷模——纪念谢觉哉同志一百周年诞辰》（习仲勋、王震、宋任穷、程子华、袁任远）一文记载，当年，谢觉哉来到惠民一带重灾区调查灾情。他沿着黄河南堤，行程三百六十里。有一天，他不要当地干部陪同，走进一户人家。这家老小七口人，正围着吃饭，见来人不是当地干部，慌慌张张把饭藏起。谢老拉住老人的手，风趣地说：“我们还没有吃饭哩，让我们在你家吃一顿饭吧。”老人有点难为情，推说饭不够了，另外再煮点。谢老说：“我们吃不多，剩多少吃多少吧。”老人只好端上来，那是棉花籽和红苕面拌在一起的饭，实在难以咽下。他见谢老吃下去了，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谢老安慰老人说：“困难是暂时的，党和人民政府一定要安排好群众的生活，要挺起腰，战胜困难。”临走时，谢觉哉还要了一点饭包在手帕里带回去给同志们看，并教育内务部门的同志要“上为中央分忧，下为群众解愁。”
整理：张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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